中国古代是个德治、人治社会，不是法治社会，法制只是一种治国的辅助手段，即“德主刑辅”。即使如此，为了充分利用法制这一手段，中国古代大治时期的一些执政者仍然重视法制建设，以达到法制的和谐，促进社会和谐。这一时期基本都能实现法制和谐与社会和谐的统一，文景、贞观和开元时期出现的“文景之治”、“贞观之治”、“开元之治”就是这样。

这些大治时期的法制都比较和谐，只是表现形式上不尽相同。文景时期是一种轻法的和谐。那时，大量废除酷法，其中包括：“除收弩相坐律”、“除诽谤律”、“除钱律”和“除肉刑及田租税律”等等。另外，这一时期还进行了刑制改革，以笞、徒、死刑取代黥、劓、斩左右趾等肉刑等。至此，汉初高祖刘邦以来的约法省刑过程基本完成，秦时的严刑酷法被轻法所取代，轻法的和谐局面基本形成。贞观时期主要是一种礼法结合的和谐。中国的礼法结合之路从汉武帝开始，经过魏晋南北朝，至隋唐完成，其代表作是现存的唐律。此律有机地把礼法结合起来，具体表现为：礼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存于律中；法又维护礼的要求。后人对此有精辟的评说，认为它“一准乎礼”。此话是真。开元时期则是成熟法律的和谐。开元已在唐朝中叶，法制经过前期的发展，已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。其中，《唐六典》制订完成，律、令、格、式和典的法律形式首次出现，完善了唐朝的法律形式；唐律的内容作了进一步调整，使其更适合中唐情况；司法机关的职责、运作亦进一步规范等等。可见，中国古代大治时期的法制是不同表现形式的和谐的法制。

大治时期的法制和谐是一种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，在促成和谐社会中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这里以贞观时期的法制为例。那时的法制充分体现礼法结合的内容，以致主流的儒家思想独尊地位进一步巩固，影响进一步扩大，意识形态被国家牢牢控制；法律内容明确规定全民的权利与义务，保护他们应有的权益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，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有章可循；司法机构互相制约，司法官依法办案，慎刑和恤刑的原则在司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，社会公正表现突出等等。这些都为贞观时期的社会和谐创造了有利条件。文景与开元时期的法制也都有类似情况。

当时和谐法律的效果明显，和谐社会的大治景象得到了充分表现。其中包括：犯罪率低、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等等。据《汉书·刑法志》记载，文景时期，治安情况良好，尽管那时“刑罚大省”，但年仅“断狱四百，有刑措之风”；同时，社会安定，经济发展，人口增多，即“吏安其官，民乐其业，畜积岁增，户口浸息。”贞观时期也基本如此。据《贞观政要·政体》记载，那时，“商旅野次，无复盗贼，囹圄皆空，马牛市野，外户不闭。”隋末那种人口稀少、经济凋敝、田地荒芜的情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。开元时期的社会仍保持着和谐状态。《旧唐书·刑法志》记载：那时，“号称治平，衣食富足，人罕犯法。是岁刑部所断天下死罪五十八人”。可见，在中国古代，和谐的法制往往与和谐社会相联系，似乎是一双孪生兄弟。

中国古代大治时期的法制、社会和谐，与执政者的较强执政能力密不可分。他们一般都能勤于思考，励精图治，顺应民意，努力执政。这里以文景时期为例。文帝、景帝时，根据汉初的具体情况，继续推行黄老的“无为而治”思想，努力“与民休息”，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法律与社会和谐的规定，逐渐形成“文景之治”的局面。汉文帝减轻田租、赋役和刑狱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，同时还削弱诸侯王势力，巩固中央政权。汉景帝即位后，进行“削藩”，平定七国之乱后，把诸侯王的任命权收归中央，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权等等。这些都显示出文帝、景帝的非凡执政能力，这成为当时能出现法制与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唐贞观和开元时期的唐太宗与唐玄宗也都较强的执政能力。

可是，不可否认，中国古代的大治时期同样是专制君主统治时期，受到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很大，在法律、社会方面，本身就留有缺陷或隐患，不和谐的因素不可避免的存在。这里以唐的贞观、开元时期为例。在贞观时期，唐太宗尽管广纳谏言，勤于朝政，重视治束，但其喜怒哀乐仍对法律造成过不和谐的影响，他自己就错杀过张蕴古、卢祖尚等大臣，造成历史冤案。贞观时期没有建立制约人治的机制，导致以后武则天执政时期更多冤案的产生，酷吏周兴、来俊臣等人滥用酷刑、横行霸道，法律遭到破坏。开元天宝之际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，富者朱门酒肉臭，贫者则路有冻死骨，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。另外，执政方面的不足还给安禄山、史思明等人以可乘之机，发动叛乱，酿成“安史之乱”，最终国家迅速由强变弱，和谐不复存在，社会陷入灾难。这些都给后人以警示，在建立和谐法制和社会的同时，要不断克服不和谐因素，实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。否则，这种和谐均会如同昙花一现，无法长久，最终造成社会和人民的不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