"监狱是干什么的？"/"关犯人的呗。"

"关犯人干什么？"/"治治他呗。谁让他干坏事了？！"

"监狱该怎么管犯人？"/"劳动改造！罚他干活。"

……/这是记者与一位大学生的对话。

在中国的夏朝和古埃及就已经出现了监狱。在漫长的人类刑狱史上，恐怖与折磨曾经是监狱的基调。在新中国的历史上，也曾经长期片面强调监狱的惩戒作用。

然而，变化正在发生。上海白茅岭监狱监狱长刘金宝说："监狱更积极的作用是，把一个'有病'的人改造、教育成不再危害社会的人。同时，也让他适应社会。"上海军天湖监狱监狱长许仁有把"治监之道"概括得更简洁明了："再严他也是个人，再宽他也是个犯。"

犯人可以"嚎叫"吗？

张敏是白茅岭监狱的专职心理咨询警官，在监狱心理咨询中心已经呆了一年多。在此之前，他是某监区的中队指导员、兼职心理咨询师。这一年来，张敏已经接待了近百人次的心理咨询和辅导。

空闲时间，监狱里的犯人在下棋。

"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，只要不违反法律。"张敏说。

曹某趴在咨询室的窗户上大叫起来－－那简直就是声嘶力竭的嚎叫。张敏平时接待的服刑人员不少，什么类型都有，但这种情景还是第一次碰到。曹某一边叫，眼泪就象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刷刷往下淌。张敏不停地给他递纸巾。其他监区的干警听到这里的声音，以为出了什么事，纷纷跑过来，张敏在门外把他们都一一支走。

过了大约一刻钟，曹某终于停止了嚎叫，蜷缩在沙发椅里面，眼泪汩汩地往下淌。张敏仔细端详这名服刑人员：他满头白发、白胡须、白眉毛，牙齿也掉了好几颗，完全是一个７０多岁的老头的样子。但是，实际上他只有５０多岁。张敏了解曹某的案情：他曾经是上海某银行的高级经济师，因为受贿被判了１４年有期徒刑。

曹某说，他心里气不顺。他曾经是一名"老三届"，上山下乡吃过不少苦。后来，他凭自己的努力成为高级经济师，人人羡慕，到头来却吃了官司。而他的同学和同事，有的已做上了局级干部。曹某认为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比他们差，境遇的反差却是如此之大！由此，他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和兴趣。

曹某一边流泪一边说，张敏是他的认真的倾听者，并不时递给他纸巾。一个小时过后，曹某脸上的表情已经很轻松，步伐稳健地跨出门。曹某心里的这些话，跟同犯们说怕笑话，跟家人说怕他们担心，所以一直闷在肚子里。"他悟性很高，最需要的不是开导，其实是倾听，"张敏事后向记者分析曹某，"作为心理咨询师，我们不必多说话，就让他把心里憋着的话都发泄出来。"

一位狱警向记者介绍犯人的信箱。犯人可以向监狱长、检察机关反映情况，也可以要求心理咨询。

"他可以嚎叫吗？"记者问张敏。

"不仅可以，而且必须，"张敏说，"如果我一味禁止他，他说不定会精神崩溃。"

像张敏这样的专职心理咨询警官，白茅岭监狱一共有两名，另外还有１６名兼职心理咨询师。他们都经过专门的培训。像张敏，他曾经在扬州医学院脱产学习，拿到了司法部颁发的心理咨询和罪犯心理矫治专业证书。监狱心理咨询中心还挂着"皖南医学院教学基地"的牌子，这所医学院心理系的师生经常受邀前来培训干部，或为服刑人员进行心理咨询。

犯人也是人，也会有心理问题。因为所处的相对压抑的特殊环境，犯人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。犯人最常出现的心理问题是抑郁，其次是焦虑、偏执等。在狱方进行的一项ｓｌ９０症状测试中，某监区的１６０多人中，有３０多人有过抑郁倾向或情绪，有的犯人在看守所就实施过自杀，在监狱里写过遗书。监狱是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场所，犯人中出现一定比例的心理问题很正常，关键是如何疏导。"我们要尊重他们，给他们温暖，和他们产生共鸣，绝对不能盛气凌人、居高临下。"张敏说。

为了犯人的心理健康，监狱使用了各种心理矫治的科学方法。张敏告诉记者，狱方计划近期实施"团体训练"，将有抑郁倾向的服刑人员集中起来，一起交流以改善抑郁状况。在心理咨询过程中，这种"助人自助"的方法十分有效。有的犯人有"疑病症"，老是吵着要"看病"，他们就采用"森田疗法"，对犯人"不管不顾"，顺其自然，达到消除心理障碍的目的。

犯人还得学文化吗？

在监狱里，强制劳动是毫无疑问的。所谓"劳改犯"的说法，就是这么来的。但是，有的犯人宁愿整日劳动也不愿意读书学习，这是狱方不允许的，因为学习也是强制的。每周一、三、五晚上的两个小时，就是固定的文化学习时间。不来上课必须请假，得到各级管教警官的批准。

上海白茅岭监狱的一个服刑人员在认真观看“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”的字幅。这个监狱提倡犯人学习传统文化。

监狱还提倡犯人提高传统文化修养。在白茅岭监狱的每个分监区，走廊上都挂着一溜排字画。在某分监区，一幅红底的"平常心"和一幅橘黄色底的"不贪为宝"字幅最为醒目。其他字画则风格淡雅，要么描绘着"孟母三迁"等典故，要么写着"人之初、性本善"这样的格言。这条书画廊，作者全是当地郎溪县郎川书画院里的艺术家。白茅岭监狱教育科长潘春华告诉记者，各地的书画家都把为监狱书画廊创作当作光荣的公益事业。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一闻先生平时一字难求，听说是白茅岭索字，毫不犹豫提笔就写，还跟其他人说："你们得排在后面。"

监狱做这些事，是想让服刑人员

一位服刑人员的床头摆放着妻儿的照片。

在监狱里，每层楼面都有一个宽敞的图书阅览室，服刑人员可以在阅览室里翻阅图书报刊，也可以把书籍借回监房阅读。在每个监区，每年光订阅报刊就得花四、五千元钱，不仅有中央和上海的报刊，还有安徽、四川等地的报纸，为的是让这些省籍的犯人了解家乡的情况。在有的阅览室里，光一本《三字经》就有三、四种版本，有纯古文版，有译文版，更有文配图版本。"我们强调传统文化不是强调高深，而是要让不同文化层次的人都得到熏陶。"某监区学校的副校长秦卫国告诉记者。

服刑人员蒋某酷爱写歌词，入狱前就在写，入狱后在狱方的鼓励下仍旧笔耕不辍。２００４年，他的一篇《上海，世界的朋友》获得了《祖国在我心中》全国歌词大赛优秀奖，作品被选入公开出版的集子，组委会给他颁发了一张烫金字的荣誉证书。分监区的中队队歌也是蒋某创作的。入狱一年半以来，蒋某已经在监狱创办的《南岭心声》等内外刊物上发表２０多篇作品。不过，蒋某认为，他在服刑期间最大的成就是：今年春节第一次给父母寄贺卡。"过去认为，孝顺就是给他们买买东西，"他说，"现在读了一些书，才领悟到更多。"

警官该"伺候"犯人吗？

白茅岭监狱有一个老残犯分监区，这里的警官除了管教之外，更多的时候简直就是"服务"、"伺候"犯人的。

监狱为犯人举办足球赛。

"这种情况是家常便饭，"分监区警官郭云卿说，"越是忙、累、下雨、黑夜，越是容易发生这种事情。"老残犯分监区有１９１人，其中老年人、残疾人、老病号有１６７人。

老年犯李某犯的是强奸幼女罪，出事后儿女嫌名声难听都不认他了，从来不探监。在监狱里，一些犯人也经常取笑他。所以，自从进了监狱，李某就是一个孤单沉默的人，脸上从来没有笑容。其他犯人常有亲人接见，还有报喜得了孙子的，老李更是可望而不可及。

上海军天湖监狱为犯人准备营养丰富的午餐——清蒸鸡腿。

在老残犯分监区，有许多其他监区没有的特有现象。老残犯的伙食是特别搭配的，江浙人吃得偏甜偏淡，中西部人吃得偏咸偏辣。分监区特别重视环保和绿化，处处有盆花盆景，这既培养了犯人的绿化、插花手艺，也清洁了空气。别的犯人平时主要是劳动，老残犯主要是开展文体活动：在助残日文艺演出会上，河南梆子、山东快书、苏州评弹轮番登场；在春节联欢会上，有人把《三国演义》讲得绘声绘色，围棋高手做擂主打"车轮战"，天津杨柳青、安徽阜阳的犯人剪了十二生肖的剪纸；在趣味运动会上，犯人们像孩子一样玩单脚接力跳、篮球投递、接凳子和飞镖。

白茅岭监狱长刘金宝说，国际上的行刑大趋势是，没有再犯罪能力的犯人尽量让他在社会里改造，监狱里的犯人，尤其是弱势犯人要保障他的基本人权，特别是生命权、健康权。在老残犯监区，看起来是警官"伺候"犯人，其实是最严格地执行国家法律。

犯人也能逛超市？

在一些人的想像中，犯人家属探监时往往拖着大包小包；而在现实生活中，一些监狱里的犯人已经可以在狱中逛超市、刷电子消费卡购物，碰到产品质量问题还可以到消费者协会投诉。

犯人在监狱超市里购物。

目前，上海所有监狱都有了超市。在市中心的提篮桥监狱，由于面积限制无法实地开设超市，监狱则开通了网上超市，犯人可在网上向配货中心购物。

"狱中超市"的买卖行为不以现金交易，而是刷卡结算。在监狱里，每位服刑人员都有一张"月内消费卡"，根据犯人表现的情况，监狱为不同的犯人设置了不同标准的"最高消费限额"，从５０元到上百元不等。从１０月２８日起，上海市监狱管理局还为每位服刑人员都办理了一张银行借记卡。"今后犯人家属可以在当地的银行给亲人汇款，不必千里迢迢把现金带过来。"上海监狱局生活卫生处处长孙安清说。以前，犯人家属在路途中失落钱物的事情时有发生，境况颇为凄惨。

一位服刑人员的卡通拖鞋。

监狱里不光有超市，还有"消协"。去年８月２８日，提篮桥监狱成立全国第一个大墙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中心，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服刑人员。中心副主任刘某说："一年多来我们已经退换２０００多件商品，与质量问题直接有关的退货１５次。"今年５月２６日，犯人们在网上集体订购５１７份糕点，拿到手一看，发现糕点没有保质期和生产日期，分量也不对。有的犯人提出退货，供货商马上将货品全部进行退换。"我们作为消费者，也享受到了商品'召回制度'。"刘某微笑着说。目前，上海所有的监狱都已相继成立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。

犯人也能"享受"逛超市吗？上海提篮桥监狱的监狱长乔利国说，大墙里设立超市，既是维护犯人的合法权益，也是为他们回归社会做努力。上海女子监狱有过这样一件事：一名被关８年的刑满释放人员第一次进超市，两手叉在怀里不敢动，生怕别人当她是小偷。超市购物、电子消费、消费维权，至少是让犯人适应外面的社会生活方式。乔利国说："教育改造的目的不是让犯人变成'监狱人'，而是成为能够自食其力、不危害社会、遵纪守法的'社会人'。"

减刑，谁说了算？

犯人最关心减刑，监狱的公正性尤其重要。刘金宝告诉记者，犯人自身的表现决定如何减刑。犯人的表现考核，有日记、有周评、有月公布，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。考核完全进行数字化管理，分数都是一天两天、一分两分加起来的，不到分数不谈减刑。不同刑期的犯人，减刑都有总的限度和每年的限度。犯人

白茅岭监狱会见餐厅的场景。表现好的犯人可以和探望他的家人一起吃顿饭。

减刑制度是一个缩影，它说明的道理是：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减少和遏制"暗箱操作"，有效的制约监督让所有人的安分守己。这里还有一个例子：在上海市的所有监狱，犯人释放前一周，监狱都会找他进行"释前谈话"，不准领导和管教干警参见。问题包罗万象：教育有没有作用？伙食怎么样？劳动考核科学不科学？最佩服哪个管教警官？还有什么意见……因为即将释放，犯人没有压力，也就敢说实话。

军天湖监狱长许仁有是一个"老改造"，他对找犯人谈话颇有一番心得：谈话是了解犯人思想动态的重要方式，犯人有思想问题要及时谈，绝对不能过夜。但是，不能"乱谈"。比如，夏天中午不能找人谈话，因为天热人乏；冬天晚上不能找人谈，因为天气寒冷。犯人哪怕改造不积极，也不能一棍子打死，"有时偷懒"、"有时不好好劳动"就比"老是偷懒"、"一点不好好劳动"来得婉转得多，犯人也更容易听进去、改起来，否则，犯人会觉得管教把他看死了，产生"破罐子破摔"心理。有时候，监狱派同省籍的管教干部去跟犯人谈话，讲讲家乡话能让犯人产生亲切感。

（背景新闻）"红烛"照亮高墙－－走近扎根山区的监狱干警

上海市监狱系统有一个延续几十年的老传统："红烛精神"。这种精神，最早就是在皖南山区的军天湖监狱中形成并传播开的。点亮自己，照亮别人，从这个角度看，管教干警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。

三代人的"无期徒刑"

白茅岭监狱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，军天湖监狱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。在这远离繁华都市的深山里，许多监狱干警是"献了青春献终生，献了终生献子孙"。有一家已经是三代连续扎根深山高墙。以前，曾有犯人刻薄讥讽监狱干警："我们是有期徒刑，你们是无期徒刑。"

一对投身监狱改造事业的“父子兵”。

干警们付出的不仅是辛勤劳动，还有常年紧绷的神经。监狱干警的家属都知道，晚上１０点之后绝对不给干警打电话。一般来说，晚上１０点后的电话都是监狱出了事：犯人生急病、自残、逃脱……电话铃一响，干警哪怕在睡梦中都会被惊出一身汗。军天湖监狱长许仁有说，以前有犯人逃脱，警铃一响，连干警的老婆、孩子都爬起来了，跟着队伍打着手电筒去搜山。确保监狱安全有三个硬指标：无犯人逃脱、无非正常死亡、无重大恶性事故。白茅岭监狱已经１０年无犯人逃脱，１６年无重大事故；军天湖监狱的二监区２０年无犯人逃脱。这么好的成绩，就是在每一次提心吊胆中获得的。

新时期的"红烛精神"

上海市监狱系统正在实施"５９５工程"：到２００６年底，犯人的普法率达到９５％；犯人对国家大 事、时事政治的知晓率达到９５％；文盲犯人的扫盲率达到９５％；犯人掌握一技之长、拿到技术等级证书比例达到９５％；犯人心理情况登记、掌握达到９５％。

"与'５９５工程'相对应的，是新时期的'红烛精神'。"白茅岭监狱长刘金宝说："我们除了无私奉献，还应该投入大量的智力和创造力。"这位４０岁出头的监狱长，自己就是一位改造能手，最近刚刚被评为上海市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。作为监狱职工的第二代，他在军天湖和白茅岭两个监狱工作了近二十年。他说："作为监狱长，最重要的是不搞监狱本位主义，要有社会责任感，要像医生一样研究'病理、药理'。"这番话颇有深意：监狱完全可以单纯管住犯人，不出事就行，不用花大力气抓教育改造。但是，如此一来，就是把没有"治"好的"病人"重新甩给社会。

为了提高教育改造的质量，监狱十分重视探索、研究工作方法。军天湖监狱长许仁有说，他抓工作主要就抓"三个品牌"和"两个会"。"三个品牌"分别是：实验中队，主要探索教育改造的新方式方法；教导中队，主要钻研减刑操作等法律实务；个别教育俱乐部，提供"疑难杂症"个案的讨论平台，干警把棘手的犯人、困惑的问题拿出来，大家一起"会诊"，在这种沙龙上，领导的原则是多听少说。"两个会"是每月一次的干部思想政工会和犯情分析会。"干警的思想、犯人的思想，都是人的思想问题，我都要掌握。"许仁有说。

离上海最远的居委会

"上海市军天湖地区下湾居民委员会"，一幢两层楼房的最西端挂着这样一块牌子。这里距离上海人民广场３１８公里，周围是安徽省宣州市的农田。居委会主任朱六弟说："这是上海管辖的居委会中，距离上海最远的。"军天湖监狱周边有五个居委会，近千名居民都是军天湖监狱的干警和军天湖农场的职工。他们来自上海、来自军队、来自其他农场……他们在这里奉献了青春、终生和子孙。

距离上海最远的居委会主任朱六弟。

农场人把去上海叫做"上去"。"我今年还没上去过哩，"刘冬林说。４０多岁的刘也是居委会干部，她的丈夫张营喜是监狱机关的财务人员。他们家住在一楼，屋前种着青菜、辣椒、丝瓜，正屋后是光线极差的小厨房。在下湾，所有房屋的格局大致如此。在刘冬林的家里，看不到什么现代化的家具和电器，地面裸露着水泥，家具大抵就是木桌、木椅、木碗橱。屋子里采光差，不开灯就看不清人。他们在上海闸北区也有房子，不过绝大多数时间是空着。

刘冬林的儿子正在上海师范大学读一年级。"我们这里是一片净土，孩子都很淳朴、懂事。"陪同记者采访的李治林说。李现在是军天湖社区管理委员会的副主任，几个月前他还是农场学校的校长。他也坦言，农场孩子虽然也是"上海人"，但普遍知识面比城里孩子窄，性格也比较内向。农场学校只办到初中，孩子们都要到上海读高中，小小年纪就开始了独立生活。农场中学附近有一个小湖，上面卧着一座拱桥和一间水榭。在学校教书的时候，李治林经常带学生去那里写生。五月的下旬，湖边杂草丛生，掩住了年久失修的小径。李治林站在那里看着小桥，久久凝神。

记者将离开时，张营喜已经下了班，在屋前的空地上玩网球。他把一只网球拴在地面的石头上，然后挥拍击球。他向记者憨厚地笑笑，死活不同意让记者给他照相。附近，一只黄狗懒懒地卧在地上，没有叫也没有起身，只是昂着头舔记者的手。再远处，晚饭后的汉子们扎成一堆，观看里面的一局象棋。太阳西斜，橘黄色的柔光把这一切都笼罩了。（完）